“我就是反對馬上全部的開放資本項目。我覺得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IMF 那個時候是要求每個國家，不管你國情是怎樣的，就得放開資本項目，而且給了一些最后的期限，我認為這樣做不對?！? 月29 日，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在2015 博鰲亞洲論壇“對話思想者：亞洲互聯新模式”分論壇上作上述表示。
樊綱認為，如果你讓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完全有可流動性，中國還沒有做好準備，盡管如此，這也是一個國際組織改革的問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他們能不能被允許獲得某種程度的保護，保護自己的資本，控制自己的資本，這樣能夠幫助他們應對一些市場的運動。
以下為嘉賓現場發言實錄：
主持人楊銳：樊綱先生，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瑞士從一開始就積極地申請加入亞投行，大家擔心包容性和透明度的問題，是不是雙方有對等受益？這些是不是就是一個好的多邊的金融機構的治理原則呢？
樊綱：我認為中國確實有非常好的治理和好的價值觀，大家都同意。但是現在有一個不同的觀點，美國現在所面臨一個僵局，這也是美國提出來的。我們剛才看了一段錄像，奧巴馬首先說中國不應該作為一個搭便車者，不管是不是這樣，我覺得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我們在世界上過去很多年沒有主導的倡議，現在我們有主導的倡議了，我們認為中國不會在這方面是領導者，但是我們倡導了這個事情，我們應該歡迎這個問題。
樊綱：首先我覺得不是在全球化和效率之間做一個取舍。我們看到這個地區對于國際投資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再增加一兩個金融機構或者是投資機構，必然是受歡迎的，不是說新成立的機構和現有機構之間有沖突，而是增補。剛才林毅夫教授也講到，大家對于世行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現有的國際機構有諸多的批評意見。所以我想補充一點，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力宣傳資本項的完全可兌換，完全自由化，危機爆發以后，沒人再這樣說了。所以，沒有什么是完美的，沒有哪個機構是完美的，從我的角度來說，出現一些新的倡議，出現一些新的機構，出現一些新的嘗試是好事。這樣的話，我們能夠找到新的途徑，同時并沒有拒絕過去的經驗教訓，過去的最佳實踐，已有的機構并沒有排斥。我們做一些不同的嘗試這是好事，這樣能夠豐富我們的國際經驗。
樊綱：我剛才并沒有說各國不應該開放資本項目，IMF 那個時候是要求每個國家，不管你國情是怎樣的，就得放開資本項目，而且給了一些最后的期限，我認為這樣做不對。
主持人楊銳：現在人民幣的自由流動是不是說明現在人民幣想國際化，但是又不開放，這是不是一個矛盾，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樊綱：在所有的交易和貿易中，人民幣只占2%，雖然在增加，
但是比例仍然比較低，這還不足以把它包括在特別提款權的一攬子的貨幣里。另外，就是它的可轉換性，我現在還是屬于比較保守的一派，我認為中國現在沒有做好準備，馬上大幅度地開放，讓資本流入流出更加開放。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有很多國內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但是我們的外匯儲備讓你有這么一種感覺，你感覺有安全感，你可以把它作為危機中的補救。但是還有投資者的關注，還有用戶流動性和可轉換性，這個問題你解決不了。因此我想說，如果你讓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完全有可流動性，中國還沒有做好準備，盡管如此，這也是一個國際組織改革的問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他們能不能被允許獲得某種程度的保護，保護自己的資本，控制自己的資本，這樣能夠幫助他們應對一些市場的運動。
樊綱：我并不是說開放我不贊成，我就是反對馬上全部的開放。我覺得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
問：早上好，我是來自印度的，我這個問題，大家都可以回答。對亞投行有些人有一些擔憂，它能不能實現透明治理方面的高要求？我的問題是這樣的，是否在創新的思維上大膽一點，不要把我們的創新思維都限制在過去金融機構的框架里？亞洲的人口最多，世界上80% 的人口都是在亞洲，而且我們的貧困率也是最高的，為了能夠脫貧，我們必須要有大膽的思維。
我講一下貿易中的RECP 的問題，就是知識產權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小心，我們就把醫藥的價格提得太高了，窮人都看不起病了，與此同時，有沒有這樣的資金的支持，來幫助那些窮人，給他們提供小額信貸？我們知道孟加拉在小額貸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因此，我的問題就是這樣的，我們是不是有真正的創新大膽的思維？
樊綱：非常感謝，我也同意你的觀點，中國的領導人、官員正在談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希望使用同樣的透明度和規則，但是我們知道國際秩序并不好，而且很多機構做得并不好，并沒有足夠地幫助我們發展中國家，好多問題沒有解決，為什么不重新搞一個機構，對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做一個補充？這就是我想說的。這個新的機構也是一種新的倡議，同時，它也是一種新的方法，可以來解決我們的老問題。這些都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共同建立這個機構，為發展中國家服務的。
（嘉賓觀點據現場發言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