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中國城市當前和今后要面對的最大民生問題之一,住房保障已經演化成了中國政府的重要公共責任。昨日,綜合開發研究院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龍隆,接受深圳商報前沿觀察記者專訪時建議,深圳應該把住房制度改革列為建立和完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的戰略突破口,率先啟動城市住房制度的系統方案設計與試點安排。
龍隆特別指出,打壓房價和限制購買并不能解決住房問題,住房保障的關鍵不是數量保障,而是公正和公平的保障。他建議取消一切形式、對一切人的產權式分房,這是中國新住房制度的基本原則。由政府安排的任何形式的產權分房,也叫福利分房,實質上是一種變形的財富分配,實踐已經證明它不僅解決不了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而且成了一種制度之累,衍生腐敗,已經難以為繼。
住房保障的關鍵在于“分清責任,公正公平”,而不公平來自一種錯誤的產權式分房的設計與做法。新的改革思路應該是取消一切形式、對一切人的產權式分房或變相分配。因此建議取消一切形式的廉租房,而代之以設立廉租戶制度。
1 時空擠壓型的城市化 衍生出了中國式住房問題
“設計城市的住房制度,首先需要對中國城市化的階段特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饼埪≈赋?,過去的30年,中國城市化是由市場推動的,市場化是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城市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務在此期間被忽視,環境問題和社會矛盾愈積愈重,已經扭曲和制約了城市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因此,建構和發展出一套符合中國實際的公共制度是中國城市化的主要目標,公共化與市場化兼容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新特征。
龍隆解釋說,一般意義上,城市化和工業化是同一件事情,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指標可以互為表征。如果把城市化率10%以上作為工業化啟動的時點,20%以上作為工業化加速的時點,中國的這兩個時點分別在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具體而言,中國1952年的城市化率與西歐1820年的水平相當,198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與英國1820年的水平相當,2014年我們的城市化率也還略低于英國1890年的水平?!坝纱丝梢钥闯?,中國的城市化啟動比歐美發達國家晚了一百多年,現在也還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加速擴展的進程中?!?br style="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box-sizing: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break-word !important;" />
龍隆重點指出, 改革開放30多年時間,中國的城市化迅速啟動。加速時期的中國城市化呈現出四個主要特征:
首先是時空壓縮。以城市化率20%為基準,1980年為時間邊界,世界城市化可以抽象為兩個時空進程:一個是西方主導的進程。從1820年到1980年,時間160年,空間從24萬平方公里擴展到了3700萬平方公里,人口從約2000萬增加到了約14億,是一個逐漸傳導和擴散的時空過程。
另一個則是在中國大陸上發生的進程。從1980年到2014年,34年的時間,960萬平方公里的空間。與前者相比,我們的時間和空間分別壓縮了5.3倍和3.9倍,城鎮人口卻從1.9億增加到約7.5億,城鎮人口率迅速提高至54.7%。像一個發生在高度濃縮高倍壓力的反應釜中的進程,催化出了許多未曾料及的問題和矛盾。
第二個特征是空間扭曲。中國城市化的加速過程很明顯的特征是,城鎮人口向沿海城市和省會城市聚集,總體上表現出一種趨向大城市、趨向大城市圈、趨向沿海大城市圈的聚集格局。而許多小城鎮、尤其中西部地區的小城鎮,面對的是聚落空心化的狀況。
第三,戶籍制度和土地國有化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兩項獨特的制度。
中國的戶籍制度是農業中國、計劃經濟和階級斗爭三種控制需要的時代產物,現在依然存在。從土地開發的視角看,中國的城市化是商業利益驅動、政府主導的過程。地價越高,賣地越多,預算外收入就越多,城市建設可投入的資金就越多,就越有利于提升城市土地開發的檔次,推動地價再一步上漲。這是一個地方政府喜歡,而且深陷其中的土地開發循環,但誘發了大量的社會矛盾與群體事件。
另外,還有個不得不提的特征是——“內部人”的城市化。
內部人的城市化是一種以身份標記,是一種享受公共品供給和服務的制度安排。戶籍是城市最基本的內部人標記,我國絕大多數城市的住房保障、教育保障、醫療保障等公共品的配給都跟戶籍有關系。體制則是一種上了臺階的內部人標記,體制內還有多種的層級。享受什么檔次、何種級別的公共品取決于你在哪一個圈內,哪一層級內。中國的公共政策都是由內部人來制定的。 按照人性假設,中國的公共政策也就內含了內部人利益最大化的取向,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事實邏輯也確實如此。于是,發育出了一個在中國帶有普遍性的行為取向:多數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高等院校畢業生,都想擠入“體制內”,成為內部的人。
龍隆說,“這樣的四個特征,前兩項是時空性質,后兩項是制度條件,中國特有并唯有,集成在了過去30多年的城市化加速過程中。它發展出了世界史上沒有過的經濟建設成就,但也衍生出了一系列中國式的結構矛盾和制度問題,一些正在深化,一些則已經開始惡變,房價和住房問題就在其中?!?br style="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box-sizing: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break-word !important;" />
龍隆形象地表述說,“想象一下,年均2000多萬人口從鄉村走向城市,從小城鎮涌向大城市,從中西部內陸地區涌向東部沿海地區,持續了30多年,勢頭至今不減,這是迄今為止人類史上最為磅礴宏闊的遷居易業過程。注意,不是遷徙,而是遷居,是一種改變自己和家人命運的就業遷移,一個空前巨大且繁雜無比的居住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也就主要集中在省會以上城市,中東部地區大都市,“北上廣深”最為積重。中國人講究“安居樂業”,居不安則心不定,心不定則易躁生事?!?br style="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box-sizing: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break-word !important;" />
2 分配不公是中國住房保障的癥結
房價曾經是中國最熱點的問題,現在也還是最熱點的問題之一。前些年大家普遍認為房價的高漲不跌導致百姓們買不起房,租不起房,因而“無以安心,無依樂業”,是最糾結最焦慮的民生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的房價是什么?是那種由需求與供給決定的商品價格嗎?
“顯然不是?!饼埪∫会樢娧卣f,以當今的住房需求屬性來分析,在當代經濟境域中,住房對應了三種需求:一是基本的居住需求,二是改善性的居住需求,三是投資性的需求。一般的市場條件下,前兩種的需求與供給是可以形成均衡價格的,房價的漲落不會離譜。中國城市房價的高漲,是被第三種需求——投資需求推動的,房價在這個時候已經不是商品價格,而是投資品的價格。一個東西只要成了投資品,購買的決策就取決于價格預期,買漲賣跌,為漲而買。
龍隆表示,當房價上漲的預期不斷被證實,不斷被拉高后,住房是最安全的投資品就成了全民共識,居住的需求也就“被”融入了投資需求中。前些年,江湖上有一句話,叫做“買房的都賺了,買股的都賠了”。在賺錢效應的示范下,在金融工具(按揭、再按揭、N次連環按揭)的助力下,城市住房的需求總量被放大了,被超前巨量地放大了。如果說中國的民間財富是二八分布,即20%的人擁有80%的財富,中國的樓市也就可以概括為一個“由20%的投資需求驅動房價,80%的人競相跟隨追逐”的市場。
為穩定房價,中央和各地政府曾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目標直指打壓投資需求。龍隆分析提出,假定政策見效,最好的預期就是破除人們心中的房價上漲預期,房地產市場的需求與供給曲線回到正常形態。如果目標是防范房地產泡沫、控制金融風險,那積極意義是相當大的,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帶動、對城市政府投融資平臺的支撐、對金融系統的安全非常重要;如果打壓房價的目標是為了讓老百姓買得起房,那就難免不靠譜。
龍隆解釋說,企圖通過打壓房價來解決城市居民的住房難題是不可行的。從國際經驗來看,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用打壓或控制房價的方式普遍解決了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就深圳的實際而言,常住人口超過千萬,房價居全國最高之列,建設用地不足,商品房需求是全國性兼國際性的,是居住性(包括多處居所)兼投資性的。在“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中,深圳面積最小、人口密度卻是最大的。簡單地說,深圳的商品房價很難打壓下來,打壓下來了會激發出更大的投資性購買需求。而且,一河之隔的香港還有2到3倍的更高房價在示范著、引導著??陀^上,香港的需求對深圳的房價一直有著強勁的支撐和助推。深圳的房價即便在現價的基礎上跌了一半,從居住需求的角度看,月平均收入在1萬元左右的工薪家庭也是不敢輕易問津的,“北上廣”的情況也大體差不多。
龍隆指出,大家可能并沒有注意到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商品房其實并不是我國城市居民的主要住房資源。從2000年到2013年,全國總共修建竣工的住宅面積約217億平方米,其中商品房為69億平方米,占比不過32%,這是從供給的角度看。從需求的角度看,根據“六普”的抽樣調查資料,全國城市自有商品房住戶比例31%,各種形式的公有住房產權購買住戶加上自建房住戶比例達到了33%。北京城區的商品房住戶占比不過23.7%,廣東全省城市23.6%,與北京差不多,上海高一些,約37%。深圳2007年的住房存量狀況是,商品房34%,政府及企事業單位分配的住房19%,村民自建房達46%。這一組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高速城市化的時代,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對中國城市居民住房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感覺的弱了很多。很清楚,城市住房保障的癥結在于資源配置的扭曲,大量的土地、大量的房源并沒有經過公開的市場就完成了財富的配置??墒?,我們的政府部門,還有不少所謂權威學者,卻一直在把打壓房價當作“居有其屋”的政策靶標。
龍隆笑著說,現在情況又發生了變化,要保房價了,可能會出臺一系列的對應政策。全球經濟步入了嚴寒期,中國經濟的增速也在下調,房價下跌的預期一旦形成并持續下去,土地就會賣不掉,長期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政府就會面臨很大的麻煩。在這個時刻,我們大概才會理性地辨識房地產業及房價的中國特色及中國價值吧!
那么,中國的住房問題有何解決之道?
縱觀全球,住房問題不僅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大難題,也是各國城市化的大難題。中國沒有西方主導的城市化那樣一個舒緩的時間過程,那樣寬闊的演化空間,不可能把影子般伴隨城市化的諸多麻煩問題從容不迫地消弭在歷史進程中。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人文價值也不可能容忍像拉美、印度式的貧民窟在城市里蔓延生長。為此,中國政府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把住房保障列為國家的公共責任?!斑@是一個具有制度轉型意義的公共政策選擇,但存在一些問題”。龍隆深入研究后發現,在住房保障制度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過去把重點放在了數量的供給保障上,十二五期間規劃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以緩解住房矛盾。簡單數量的供給解決不了中國城市的住房保障問題,分配的不公平、不公正才是癥結所在。
3 建議:深圳的住房結構為“公租房+商租房+商品房”
中國式的住房制度既要保障“保障房”供給的“公平正義,簡潔透明,平穩有效”,使得大多數在地就業、勤懇勞動、不論戶籍的公民,都可以選擇和享受可承擔的住房,同時,又要保障商品房的市場可以健康發展。
龍隆說,已經看到國家有關部門發布了一些新的改進政策要點,比如把“廉租房和公租房并軌運行”,是一個很好的進步。還提出了推動“共建房”的試點,這也是一個值得的嘗試。但是,都還不徹底,沒有把救濟與保障厘清,沒有把物權和財富的關系撇開。龍隆笑著說,前些日子CDI幾個同事同一位睿智的前輩座談時講到了這個問題,前輩的觀點是,“應該把公共責任分清楚,救濟和保障分清楚,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分清楚。要真正做到橋歸橋,路歸路”。
龍隆認為,深圳是中國最有創業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城市,深圳應該為已在地的、新來的、打算來的創業團隊、創新群體和廣大誠實的勞動者們提供一個“可預期改善”的居住環境,這是深圳的城市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商業化的房地產就是發端于深圳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創新,深圳現在是中國城市中財政最健康、對土地基金依賴最小的城市,有條件率先發動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他提出了如下住房制度的框架設想:
一、深圳住房制度的設計理念:為愿意在這個城市誠實工作、勤奮創業的所有公民提供“可以安居”的感覺和“可能改善”的預期。在人本意義上,城市就是給人走向新生活、獲得新發展的希望。讓人有希望的城市才是有希望的城市。
二、取消一切形式、對一切人的產權式分房,包括公務員住房、經濟適用房、安居房、單位集資建房等。這既是住房制度的公平正義基礎,又是資源配置的效率基礎?,F在的城市房價,產權式分房就等于財富分配,無論對什么人繼續產權式分房,都缺乏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的合法性依據。
“公務員分房實際上已經不可持續?!饼埪∵M一步說,目前極大的現實難題是,黨政機關之外,還有各類公共服務的參公職員和政府雇員、龐大數量的大中小學教師、公立醫院的醫生等,都是財政供養或補貼的工薪階層。如果分房處理不好,就會增加社會不滿情緒,甚至觸發大的社會沖突。若要貨幣分房大面積覆蓋或全覆蓋他們,公共財政也不可持續。
三、建議用“公租房+商租房+商品房”來建構深圳的住房制度。深圳住房的理想結構大體可以分為:公租房1/4,商租房1/4,商品房1/2。
龍隆認為,這個構想中,前兩項是政府的事,主要是解決基本需求;后兩項是市場的事,解決改善需求,投資需求也在其中。只要基本需求的保障制度公正透明有效,市場就不會失序,改善性的需求就可形成穩定的預期。按這個比例,深圳商品房的市場還有很大的騰挪擴展的空間。
城市住房制度的核心是公租房,主要解決基本居住需要,原則是“夠用就行”,主要面對暫時買不起住房或暫時不想買房的工薪階層人士和公職人員。但也要有一個廣譜結構來適應城市發展的多樣性需求,可以稱為廣譜型公租房。龍隆具體設想分為三類:
普租房,原則面向戶籍居民或有三年以上納稅記錄的常住居民,平均面積50㎡;公職人員租房,原則面向財政供給或補貼的公職人員,平均面積待定;還有就是面向黨政機構正職或相當級別的人員的公租房,面積待定。
“上述公租房的租價原則按房類房型和地點設定,與收入水平和住戶職業職務無關。財政支付的房租補貼另設通道,可以按職業職務和收入水平設計,對人不對房。需要將房租補貼、住房公積金等統籌規劃運用?!饼埪娬{,在此制度的基礎上,凡改善性的住房需求應該由市場解決,凡購買了商品房者均應退租。
公租房之外,針對大城市較大比例的流動人口,龍隆建議,這部分人的住房通??捎筛黝愋透鳈n次的商租房來解決。商品房和商租房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政府沒有必要干預。
四、不建廉租房,只設廉租戶。如果專門建設低成本的廉租房提供給貧困家庭,容易形成政府主導的貧民聚落,社會問題會很大。如果把同樣成本的公租房劃出一部分充當低價廉租房,那就是租金雙軌制,有可能發展出新的尋租產品,促進腐敗。
在龍隆看來,貧困家庭的住房配給是一種救濟行為,采用現金房租補貼的“事實廉租戶”方式,識別簡單,管理容易,調整方便,還具有激勵個人上進的效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企業參加公租房建設的激勵與監管。
龍隆 深圳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