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辯
劉憲法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 . 深圳），廣東 深圳 518029〕
[摘要] 本文從經濟學學理和當前中國市場經濟實踐兩個層面，解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內涵，力圖回答目前中國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經濟制度，“腐敗”是什么樣的一種經濟現象，以及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代價”是什么。
[關鍵詞] 市場經濟 政府干預 市場出清過程 腐敗 浪費
[中圖分類號] F1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5）02-0012-06
[作者簡介] 劉憲法（1955 —），河北邢臺人，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 . 深圳）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理論經濟學、宏觀經濟。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根據輿論界和政策界對該《決定》的解讀，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思路是：該《決定》明確提出了“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高尚全，2013；林兆木，2013）。據考察，中共的十四大報告中就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其后該提法又經過了幾次變化，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其正式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高尚全，2013）。雖然許多專家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政策含義進行了大量的闡釋，但如果從經濟學學理層面，這兩種提法并無本質上的差別。本文將從經濟學學理和當前中國市場經濟實踐兩個層面，解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內涵，力圖回答目前中國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經濟制度，“腐敗”是什么樣的一種經濟現象，以及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代價”是什么。
一、中國還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嗎？
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是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幾乎全部經濟學都是圍繞這一命題展開的。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基礎的經濟學常識。薩繆爾森在其編寫的基礎經濟學教科書中，首先是從“每個經濟社會的中心問題”出發，開始對經濟學論述的。按照薩繆爾森的表述，“每個經濟社會的中心問題”有三個：第一是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的問題，即“What和How Many問題”；第二是如何生產的問題，即“How 問題”；第三是為誰生產的問題，即“Who 問題”。只要存在著普遍的資源稀缺，或者說，只要人仍存在著未得到滿足的欲望，任何人、任何社會都必須要面對這三個問題。通常經濟學家將這三個問題統稱為資源配置問題。不同的制度安排，對這三個問題或資源配置的解決方式是不同的。根據薩繆爾森的分類，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三種制度安排來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第一種制度安排是習慣和本能。這是傳統社會主要采用的方式；第二種制度安排是市場機制。這是人類進入市場經濟以來主要采用的方式；第二種制度安排是計劃和命令。這是前社會主義國家曾經主要采取的方式（薩繆爾森，198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改革上所做的大量努力就是從以計劃和命令方式進行資源配置，轉向以市場機制方式進行資源配置。這就通常所說的經濟制度轉軌。論述這一轉軌過程并不是本文的主題，本文關心的是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演進已經到了什么樣的狀態。
首先看“What和How Many問題”。這實質上是資源分配機制問題。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下起決定性作用或基礎性作用的情況下，生產企業在價格信號的指引下，自主決定如何進行資源分配。在當今的中國，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產品已經很少了，除了非競爭性產品或服務之外，絕大多數產品和服務，都受到市場供需法則的調節。無論是私人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要根據市場供需關系做出判斷，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即使政府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在許多場合下，也要到市場上進行采購，通過市場招標方式來完成。企業根據市場價格信號，自主決策“是生產還是不生產”、“應該生產多少”。
仔細想想，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各類產品和服務可能要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其中哪一樣不是根據市場價格自主選擇的呢？真正需要政府直接配置的產品和服務已經很少了。消費者是這樣，生產企業也是如此。這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常識。而消費者或需求者所做出的自主選擇，實際上就是通過貨幣對生產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進行“投票”，也就是“出價”。生產企業根據消費者或需求者的“出價”，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
其次看“How問題”。這實質上是成本效益計算問題。在市場資源配置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或基礎性作用的情況下，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成本效益計算的基礎上選擇生產方式。在當今中國有哪一家企業，不管是國企民企還是外資，不是在成本效益計算的基礎上，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選擇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呢？甚至許多公共服務部門如醫院、教育機構和科研機構，公共基礎服務部門如公共交通、供水排水、城市綠化等部門也是將收益最大化作為本單位的一個重要目標?？傊?，在當今中國，追求效率最大化，實現收益最大化已經是企業，甚至是政府及事業單位從事各種活動的通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最后看“Who問題”。這實質上是產品和服務分配機制問題。在資源配置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或基礎性作用的情況下，產品和服務分配的基本原則是“價高者得”。在當今中國，除了特殊產品和服務如保障性住房和最低生活保障之外，消費者所需的絕大多數產品和服務都是通過市場，通過“貨幣投票”方式取得的。誰出的價高，誰就能夠得到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只要有錢，在當今中國還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嗎？
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與他的學生曾合作出版了一本書，中文譯名為《變革中國》。其書原名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直譯就是《中國如何變成資本主義的》（注意書名中的“Became”的過去式，不是現在進行式）。在科斯的語境內，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梢?，按科斯的標準，目前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體制了。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現實中并不存在著純粹的市場經濟，純粹的市場經濟只是存在于經濟學教科書里，只是存在于經濟學家的頭腦中。例如，在任何制度下，家庭特別是核心家庭中，薩繆爾森所說的“習慣和本能”仍然是進行資源配置的主導方式。在國防和公共安全領域，“計劃和指令”在任何制度的國家中，都是配置資源的主導方式。
總之，如果我們不太追求語義學上的嚴謹，也可以說在目前中國經濟中，市場機制已經起“基礎性的”作用，或者說是起“決定性的”作用了。因此，中國政府在國際經貿場合上力爭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據的。
二、“腐敗”是怎么回事兒？
在中國過去30年的市場化取向改革過程中，在經歷了產品及服務和生產要素市場化、貨幣化過程同時，還形成了一種政府公共權力的私人化和貨幣化機制。在經濟市場化的大背景下，由于缺少足夠的對政府官員權力的制約，政府公共權力往往會成為部分政府官員私人所有的“有價資產”，可以為政府官員個人創造私人財富。這就是“腐敗”的經濟學基本含義。
如果我們暫不考慮“公平、正義”等普世價值觀，不帶感情因素，單純從經濟效率來分析“腐敗”現象，就會發現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公共權力的私人化和貨幣化機制在某種場合下，往往會有利于社會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
首先，分析“腐敗”的類型。
粗略的分類，“腐敗”可以分為“掠奪型腐敗”和“分蛋糕型腐敗”?！奥訆Z型腐敗”是政府官員利用手中權力，“掠奪”現有的“存量蛋糕”。在歷史上，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接收大員中飽私囊，大肆貪污偽敵產就是典型的“掠奪型腐敗”。在當今中國現實中，有些貧困地區的官員貪污私吞扶貧款或私吞國家用于扶持落后地區的工程建設款，也是“掠奪型腐敗”；大多數發生在軍隊中的腐敗行為也應該屬于“掠奪型腐敗”。
“分蛋糕型腐敗”則是政府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其權力管轄范圍內做大 “增量蛋糕”，并“分享”之?！胺值案庑透瘮 钡墓賳T行為類似于中外歷史上廣泛存在的“包稅商”。征稅權本來是一種政府的公共權力，但政府這種公共權力承包給“包稅商”，變成了“包稅商”自己的私人權力?！鞍惿獭钡恼鞫愵~越大，其取得的收益就越大。兩者的差別是“包稅商”往往是明碼標價的，是有制度保障的，而“分蛋糕型腐敗”則是官場的“潛規則”，既不能明碼標價，更無制度保障。
還有一種“腐敗”類型是“買官賣官型腐敗”。如果“買官賣官”只是單純的“腐敗”行為，不與上述兩類“腐敗”相聯系，也就是說，“買官”者的“買官”目的只是為了“進步”，不是為了得到官位和權力后再去“分蛋糕”或“掠奪”，那么，“買官賣官型腐敗”只是破壞了官場中官員升遷的規矩，對社會整體資源配置影響并不確定。例如，有錢“買官”的人可能就是有本事的人，應該“進步”，當然也可能不是?！百I官賣官型腐敗”的實質性問題是官場競爭規則的缺失或模糊不清。這屬于政治學研究的范疇，本文不做進一步的分析。
其次分析“掠奪型腐敗”和“分蛋糕型腐敗”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
“掠奪型腐敗”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無疑是負面的。這種類型的“腐敗”無異于“搶劫”，是用“掠奪”的方式改變現有的財富分配，而且是一種“帕累托退步”的財富分配，使社會資源從邊際效益更高的地方流向邊際效益更低的地方。即使不考慮難以用貨幣估價的“公平、正義”因素，“掠奪型腐敗”也會使社會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降低。
“分蛋糕型腐敗”則有所不同?！胺值案庑透瘮 笔墙⒃凇白龃蟮案狻钡幕A上的，如果“蛋糕”不能做大，那么也就無“蛋糕”可分。從理論上講，政府官員私人化的公共權力，也是一種私人化配置資源的權力。然而，這種來源于公共權力的私人化配置資源權力與純粹的私有財產權不同，這種權力的實現必須通過用于公共目的，才能實現其自身的價值。具體到現實，政府官員必須要通過“招大商、招大項目、大開發、大建設”，“做大”其權力管轄范圍內的經濟總量，才能為自己獲取最大化的收入。這樣一來，政府官員的“腐敗”就成了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潤滑劑。與歷史上“包稅商”有足夠的動力去擴大稅基，創造稅源行為相類似，公共權力的私人化和貨幣化，也為政府官員發展經濟、做大經濟總量，建立了激勵相容的刺激機制。
值得一提的是，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中國歷史上的官場腐敗有所不同，當前中國官場腐敗的典型特征是“分蛋糕型腐敗”。許多大貪官在下馬前曾經是“發展經濟”和“招大商、干大項目”的“一把好手”，為所在的地區或行業做出過重大貢獻?？赡墁F在被關在獄中的腐敗官員會覺得自己很冤。他們可能會想：“我沒日沒夜地拼命干，為國家和地方創造了數百億、數千億的經濟收入，但我只‘分享’了其中的千分之幾，甚至萬分之幾。這樣做過分嗎？”
最后再來分析“腐敗”的代價。
政府公共權力的私人化和貨幣化機制，實際上是一種用市場原則分配公共權力及其收益的機制，是將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引入官場。但這是一種“壞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從短期來看，這種“壞的”機制可能對促進經濟增長有一些“正面”效應，但長期來看，無論哪種類型的“腐敗”，社會都要為之付出巨大的成本。
政府公共權力的私人化和貨幣化機制的社會成本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降低市場的可競爭性。在這種機制下，政府公共權力越來越多地深入“侵入”到各種經濟領域，特別是有可能“做大蛋糕”，且對政府官員來說是“有利可圖”的領域，如房地產業、金融業、石油產業、鐵路業、資源型產業，以及優質的高等教育和醫療衛生機構等領域。一些官員可以利用政府行政性壟斷地位，在“做大蛋糕”的同時，也為自己謀利。在當今中國現實中，上述這些領域正是“分蛋糕型腐敗”頻發的重災區。政府壟斷的存在以及由此導致的政府“與民爭利”，就會抑制競爭，抑制私人企業的自由進入，降低市場的可競爭性，造成整體經濟運行效率的損失。
二是造成了市場競爭的游戲規則的扭曲。在正常的市場配置資源機制下，配置資源的權力來源于個人或企業能力，即市場競爭力。市場競爭力高的人就可以支配更多的社會資源，能夠獲取更多的財富積累，有了更多的財富積累又可以支配更多的社會資源。在政府公共權力私人化的資源配置機制下，其配置資源的權力來源于公共權力，這就破壞了市場經濟中公平競爭的基本原則，并且還會以扭曲的方式傳導到“腐敗”的“行賄方”，而“行賄方”往往是私人企業。在這種制度環境下，私人企業主的個人或企業不再僅僅要有能夠經受市場競爭考驗的能力了，而是還要包括是否具有與官員“打交道”、“拉關系”的能力。如果市場競爭中，后一種能力比前一種能力更為重要，市場競爭的游戲規則就會被完全扭曲，“官商勾結”成為了一種規則，這將大大提高交易成本，并抑制能夠經受市場競爭考驗的個人和企業能力的正常發揮。
三是政治成本?！案瘮 钡淖畲蟪杀臼钦纬杀?。政治成本之所以巨大，是因為“腐敗”瓦解了一個社會良好運行的價值基礎。對于政府而言，“腐敗”的政治成本是降低了其執政能力，動搖甚至危及其執政的合法性地位。這一點已成為包括政府在內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這也是當前中國政府厲行“反腐”的一個最重要原因。
從根本上說，要想改變這種“壞的”市場競爭制度，消除“腐敗”，就必須限制政府的權力。當前中國政府力推的“簡政放權”的改革，在本質上就是要減少可以“變現”為政府官員私人權力的公共權力范圍，形成“無污可貪”的制度環境，也就是目前中共中央紀委所說的建立“不能貪”制度。
三、如何看待“浪費”？
按照樊綱的思路，限制政府的權力，盡可能地縮小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就應該明確政府“究竟應該做些什么”，對此問題明確之后，剩下的都是由市場主體或社會組織來做；對政府管制邊界的限定，應該采取“正面清單約束”的方式，約束政府對經濟運行任意干預的行為（樊綱，2015）。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盡可能地縮小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既有“得”，也會有“失”。
在理論上說，以市場機制進行資源的配置，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分析：一是資源配置的最終狀態層面。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早就告訴我們，以市場機制進行資源的配置，其資源配置的最終狀態一定是有效率的，即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對于這一點無須再討論。這就是“得”的方面；二是資源配置過程層面。實際上，“帕累托最優”只是存在于經濟理論模型中，存在于經濟學教科書中，是經濟學家為了進行經濟分析所創造出來的有效思維工具。而“帕累托最優”狀態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在現實中存在著的是資源配置過程，也就是市場出清過程。這一過程是一個不斷地趨近于“帕累托最優”狀態的過程，而且這種“趨近”，永遠是“趨近”，但永遠不會“達到”。因為如果真的“達到”了，競爭就停止了，市場機制也就不能發揮作用了（柯茲納，2012）。然而，市場機制資源配置的最終狀態是“美好的”，但其市場出清過程卻是“痛苦的”。在市場出清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現“浪費”。這就是“失”的方面。
所謂的“浪費”可以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產品或服務及其產能的“浪費”。 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過程實質上就是競爭過程，有競爭就必須要有產品或服務的過剩，也就是產品或服務及其產能的“浪費”。如果市場需要100萬臺電視機，正好10家電視機企業生產總量也是100萬臺，供給與需求相等，這樣就不會出現“浪費”，但是這樣的話市場上就不會有競爭。沒有競爭，市場機制也就不起作用了。正是因為存在競爭失敗者，資源才會向競爭勝出者集中，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這種“優勝劣汰”的必然結果是部分產品和服務及其產能因其過剩而被“浪費”。這本來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常識，但這個基本常識一遇到現實，往往就不會被接受了。例如，當現實生活中出現鋼鐵過剩、水泥過剩、煤炭過剩、白菜過剩、蘿卜過剩、牛奶過剩等等時，媒體的公共知識分子甚至一些經濟學家就會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進行干預。這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個重要理由。因此，對存在過剩的產業和項目，國家發改委就要限制、就要審批；國資委就要進行資產重組。例如，前些年，政府以行政的手段進行鋼鐵企業、煤炭企業和電信企業的重組，包括最近發生“南車”和“北車”的兼并重組，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避免所謂的“無序競爭”、“過度競爭”，避免由此產生的產品及其產能的過剩，也就是避免“浪費”。
二是時間的“浪費”。 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市場主體在競爭過程中發現的過程（哈耶克語）。眾多的市場競爭主體在市場中不斷發現各種可能的盈利機會，這種被發現機會日后有可能證明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失敗的。這種競爭過程本身就要耗費時間。而且，被發現的機會或項目也要有一個逐步成長的過程，用于企業自身能力、資金、市場開拓的積累。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特別對于資本品產業、基礎原材料產業、高端制造業來說，更是如此。在經濟結構調整階段，如果僅僅是讓企業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自主選擇進行產業轉型升級，那么，也要經受較長時間的陣痛期。這些時間的消耗也是一種“浪費”。時間“浪費”的具體表現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結合當今的現實，我們正處于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要趕超發達國家，要實現跨越式發展，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往往就不能容許這種時間的消耗所造成的“浪費”。為此，各級政府就要搶抓機遇，積極引導市場，制定各類產業政策，出臺各類產業規劃，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發展高端制造業，發展“大國重器”，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等等。這也是政府要積極干預經濟一個重要理由。
三是管制的“浪費”。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存在對市場進行管制的問題，都有行業監管，例如，對食品衛生行業的監管、對藥品行業的監管等等，并制定各種產品質量標準；政府還要建立市場規制，例如，保護消費者權益、反壟斷行為等等。這些管制和規則的建立都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這種成本的支出也是一種“浪費”。比較“省錢”、“省力”的管制方式是對市場準入主體進行嚴格限制。例如，石油行業的管制。2000年以前，在某種程度上說，石油行業是放開經營的，大量民資進入石油的中下游經營領域。2000年以后，政府開始以行政力量對石油行業進行重組，消滅了中小民營和地方性的石油企業，逐步形成了以中石油、中石化為主體的四大國有石油企業壟斷格局。政府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大量民資進入石油的中下游領域造成了市場混亂，石油走私成風、石油產品質量難以控制。中石油高管反擊柴靜的“霧霾成因說”時就質問：“如果真像柴靜說的那樣開放幾千家私營企業開采銷售油氣，必會魚目混珠、假冒偽劣產品充斥，他們的加油站你敢進去加油嗎？軍隊的坦克飛機軍艦敢用嗎？”上世紀90年代，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將具有民營性質的金融機構——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收為國有，取締民間基金會，其理由也是其引起市場混亂，金融風險實在太大了。這種做法實質上是以行業的所有制管制替代行業的市場監管，這就是中國特有的行業管制方式。從節約監管成本、避免“浪費”的角度來看，行業的所有制管制確實比行業的市場監管更為節約、更為省事。至少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如此。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政府出于工具理性主義的考慮，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市場機制“好的”方面，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對經濟的深度干預，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克服了市場機制“壞的”方面，避免了上文所說的種種 “浪費”，特別是時間的“浪費”，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績效，一躍成為經濟總量名列世界第二的經濟體。對此現象本文的解釋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經驗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鑒，“前車后轍”，我們可以跟在發達國家的后面，通過學習、消化、吸收和引進，避免走很多彎路，也就是避免很多“浪費”。從理論上說，這是因為在這一階段，有關經濟發展的知識具有很高“可集中度”。中央政府及其智囊可以利用“可集中”的經濟發展知識，制定發展規劃和相應政策，設計各種制度，把握和指導全局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演進方向；地方政府及其智囊利用可以“可集中”的經濟發展知識，根據本地和本行業的條件，確定經濟發展方向，“招商引資”，進行土地開發、產業園區建設，并以問題導向，進行大量制度探索。以中國的證券市場發展為例，如果任憑證券市場自生自發的成長，中國的證券市場要想發展到當今的水平，可能需要幾百年。許多基礎性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政府之手的“第一推動”也是非常有成效的。這也是在國際上廣泛認可的“中國模式”的精髓所在。
然而，隨著經濟成熟度越來越高，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將進入“無知之幕”（羅爾斯語）狀態，知識越來越多地會分散在無數的市場競爭主體的頭腦中，也就是有關經濟發展的知識“可集中度”將越來越低。在未來，市場上將會越來越多地出現“意想不到”的事，出現越來越多的“驚訝”。這種“意想不到”和“驚訝”，不是政府能夠預先想象到的，更不可能是政府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只能是無數的市場競爭主體所為，有利可圖的機會只能是他們在市場競爭實踐中被發現出來的。因此，本文的初步判斷，在未來，政府干預經濟的正面效應將遞減，而其負面效應將遞增。另外，再重復一遍，政府對經濟過度干預的最大代價，就是前文所述的官場“腐敗”現象頻發。
當前中國還遇到了一個實際問題，即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受限。地方政府干預經濟，引導市場，落實其產業發展意圖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土地。政府利用其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以地招商”、“以地換線”、“以地融資”。這種特殊的土地制度是“中國模式”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隨著可建設的土地資源逐步減少，地方政府債務負擔的加重，“寅吃卯糧”的現象越發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地方政府想干預經濟，以“政府之手”引導市場，促進經濟發展，也將會感到力不從心。
總之，要真正認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重要的不是看其“得”的方面，而是要看其“失”的方面。如果我們只看得市場機制“好”的方面，不能充分估計其“失”的和“壞”的方面，不能容忍“必要和必須的浪費”；如果我們仍然相信政府有能力，可以避免市場配置資源所“需要”的“浪費”，并且無須付出什么代價，那么，一旦遇到現實的具體問題，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就會堂而皇之、名正言順地介入進來，難以約束其行為,“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不免成為一句空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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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hether the Marke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Liu Xian fa
(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Guangdong Shenzhen 518029 )
Abstract: From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 econom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rket’s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resources and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Which type economic system is working in China, what the corruption’s economic nature is in China and which waste belongs to the cost of the market allocation resources.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rket clearing process, corruption, was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