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已久的“一簽多行”政策調整終于塵埃落定。自4月13日起，深圳戶籍居民赴港“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表示，這一調整是由中央政府“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請求”而作出，理由是“近年來內地赴港旅客增速較快，給香港的旅游承載力造成了較大壓力”。盡管少數泛民人士一如既往地予以杯葛，但香港多數媒體大都持肯定態度，認為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社會訴求的積極回應?？陀^來看，在保持政策不變和取消政策之間，“一周一行”應該是符合實際的折中方案和次優選擇，對深港居民而言都可以接受。

　　筆者向來不愿以內地照顧香港的視角分析內港事務，但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政策的確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民生的支持和關心。盡管中央對放開內地居民赴港旅游有所顧慮，但為了支持香港走出SARS低谷，仍然陸續開放了49個自由行城市。2009年試行的“一簽多行”政策，其決策背景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目的依舊是保持香港經濟社會穩定。

　　深圳人不滿調控政策

　　正是由于這種照顧性質，內地尤其是深圳居民對這一政策調整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快乃至于不滿。在政府層面，特首梁振英感謝中央政府理解香港承受力有限，亦感謝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對香港的諒解，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廣東和深圳方面對政策調整的看法與香港或有不同，但基于大局和香港實際而有所讓步。葉劉淑儀議員則直言新措施會引起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和居民不滿，深港關系需時彌補。

　　在民間層面，內地尤其是深圳網民對政策調整的不滿占主流，盡管“一周一行”對大部分深圳居民赴港沒有構成實質性的限制或影響，但卻讓他們在心理上感到不舒服。生活在高度自由社會中的港人或許能夠理解，權力可以不用，但不能沒有；已有的權力或許無關緊要，但不應被收回。筆者身邊部分朋友和同事說起此事，大都語帶嘲諷，認為香港需要時就放開，不需要時就收緊，內地和深圳未受到基本尊重。

　　理性地看，過去10年內地赴港旅客增速的確過快，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政策無疑是重要推手。根據香港旅游發展局的數據，2003年開放10個自由行城市，當年自由行旅客為67萬人次；2004年新增22個自由行城市，當年自由行旅客為426萬人次，是2003年的6倍多，此后內地訪港旅客和自由行旅客開始進入快速增長軌道。

　　自由行旅客年均增22%

　　2004-2014年，訪港旅客總人次從2181.1萬增長到6083.9萬，年均增長10.8%；內地訪港旅客從1224.6萬增長到4724.8萬，年均增長14.5%；內地訪港旅客占訪港旅客的比重從56.1%上升到77.7%，內地訪港旅客的規模、增速和比例的分量越來越重。其中，自由行旅客人次從2004年的426萬增加到2014年的3134萬， 10年平均增長率為22%；2004-2009年、2009-2014年5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20%和24%，實行“一簽多行”政策的后5年高于前5年。2007年至今，沒有新增開放自由行城市，2008年和2009年內地赴港旅客增速有所下降，自由行效應呈現邊際遞減，于是“一簽多行”政策應運而生，且“一簽多行”旅客快速成為自由行旅客的主體。2010年和2014年，“一簽多行”旅客分別為416萬和1485萬人次，占自由行旅客的比重分別為29.2%和47.4%。從不到30%上升到接近50%，僅用了5年的時間。

　　這一發展趨勢，不僅對香港的旅游承載力構成較大壓力，而且這種壓力已經溢出旅游業，對香港社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部分港人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外來旅客包括內地旅客在港旅游觀感和體驗的質量有所下降。這對香港居民和赴港旅客都不是福音和利好，持續下去很可能是雙輸格局。

　　政策調整的迫切性和被迫性，還體現在香港對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旅客分析視角失當和應對措施缺失。與內地赴港旅客快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0年來香港的旅游承載力沒有明顯提升，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旅客的特殊性也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研究以及采取針對性的應對之策。由于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旅客的出行方式和消費行為更接近本地居民，不可避免對香港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務形成擠占乃至沖擊，但是香港社會似乎仍將其視為一般觀光旅客，看重的是在港人均消費的高低和是否過夜，以及對香港零售業、酒店業的影響。這種過于數目字管理主義、短期現實功利主義以及僅著眼于經濟效益的分析方式，已不足以應對這一群體所帶來的挑戰，也未能從戰略角度把握其發展趨勢。

　　港府未采取有效措施

　　在此次政策調整之前，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似乎沒有采取有效措施應對這一問題，設想中的邊境購物城何時落地尚不得而知。在香港的承受能力和承載空間沒有得到有效改善和提升的前提下，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政策似乎應該適度收緊和放緩節奏，以避免引發更強烈的反彈；對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政策引發的問題應該逐步緩解或解決，以避免積累到一定程度形成總爆發。問題是除了防御性地反對自由行和“一簽多行”政策，香港社會似乎沒有采取令人印象深刻且有效的措施，對自身存在的問題也缺少必要的反思和調整。

　　對于此次政策調整，應從長遠、戰略的高度來認識。第一，打擊水貨客不是政策調整的全部或主要理由?！耙恢芤恍小碑斎挥兄诖驌羲浛?，但以目前的通關管理手段，在技術上完全可以控制水貨活動，不必非要調整政策。第二，“一周一行”的實質是對港深、內港居民關系的調試。本次政策調整之前，內地赴港旅客的增速已經放緩，內地赴港旅行團的數量已經大幅下降，且極端團體的“光復”行動已經受到香港社會的譴責而有所收斂。在這樣的前提下仍進行政策調整，著眼的一定不是短期利益和個別產業發展需要。

　　既往來又保留一定空間

　　因此，“一周一行”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是探索港深居民往來的動態調控機制。即針對港深地理空間、承載能力、居民流向均不對稱的現實格局，對兩地居民往來情況建立動態、定期的記錄、監控、分析及評估機制，在此基礎上，以政策微調作為主要方式和手段，動態調整、控制和引導兩地居民的流量和流向，當承載空間較大時政策適度放開，當承載能力趨于飽和時政策適當收緊，力求兩地居民往來的相對均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雙重推進的大背景下，無論是否有邊境存在，“老死不相往來”和過于密集的無縫接觸都不是區域城市之間居民往來的常態行為。既彼此往來，又保留一定距離和空間；既不過度疏離，也不過分親密；既相互理解，又彼此包容，應是當下和未來值得努力追求并逐步實現的港深居民往來的“新常態”。而要實現這一“新常態”，當下最基本也最緊迫的工作，是對本次政策調整進行“脫敏”和“去政治化”，并使今后的動態調整習以為常。經濟的歸經濟，社會的歸社會，政治的歸政治，當是處理港深、內港事務的重要原則。將與政治無關的事務作過度的“政治化”解讀，兩地的社會民生和居民福祉必然被綁架，必須力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