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國宏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 美國不限于“高科技”領域的更大范圍“創業型經濟”，使美國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沒有陷入康德拉季耶夫型經濟停滯■ 四大認識誤區：創新就是高科技創新、創新就是顛覆式創新、創業就是創立新的企業、創新創業需要政府規劃的強力引導■ 政府亟需調整研發、競爭、創業和社會四大領域的政策供給
當前，我國如何跨越康波周期的下行階段，如何把經濟真正穩定在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亟需從“康波周期理論”出發，從根本上走出對創新創業的認識誤區，推動廣泛而深刻的創新創業經濟發展。
1925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發現經濟發展存在從上升期到下降期平均50-60年的長波周期，即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創新理論的鼻祖—熊彼特繼承和發展了康波周期理論，指出創新是推動經濟周期變動的決定性力量。并指出創新包含了五種情況：（1）采用新產品、（2）采用新生產方法、（3）開辟新的市場、（4）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新的供應來源、（5）實現新的工業組織。
按照康波理論和熊彼特創新動力的解釋，如果把我國改革開放視為涉及新生產方法、新材料供應源、新工業組織、新市場的重大創新，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則大體符合了大半個康波周期，2008年之后長期增長趨勢的調整，意味著我國步入了理論上的康波下行階段。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當前國內總體判斷是步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不會持續下滑。
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5、中國統計公報2015
事實上，在被稱為“電氣時代”的上世紀，電氣、化學和汽車等重大創新效應在二戰后開始由盛而衰，但這并未造成占據全球經濟總量30%-40%美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停滯。按管理大師德魯克的說法，對二戰后美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論顯然不能解釋”。德魯克在《創新與創業精神》一書中指出，美國不限于“高科技”領域的更大范圍“創業型經濟”，代替了原來的“管理型經濟”，催生了美國經濟體系的深刻變化，使美國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沒有陷入康德拉季耶夫型經濟停滯，并特別強調創新創業需要有系統、有組織、有目的的科學管理。
數據來自世界銀行
結合熊彼特、德魯克對創新創業研究以及美國二戰后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創業經濟的發展實踐，當前國內一些人對創新創業認識還存在以下的嚴重誤解。
誤解一：創新就是高科技創新。當前，國家創新政策導向、地方創新政策扶持均突出了“高科技”創新的核心作用，“高科技”創新需要更長時間的孕育和孵化，需要“非高科技”的技術儲備、產業配套和盈余補虧。如果光進行“高科技”創新創業，而不將其放入包含“零科技”、“低科技”和“中科技”在內的廣泛范圍創業型經濟中，那就如同追求沒有金字塔基的塔尖一樣。不管是熊彼特，還是德魯克，大師們所說的創新均是一種系統性、廣泛性的創新，我們觀察到的西方發達國家高科技創新的先進與活躍，正是這種系統性、廣泛性創新的一種結果，而非原因。我們需要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不能本末倒置、緣木求魚。誤解二：創新就是顛覆式創新。創新創業者常常把“顛覆式創新”掛在嘴邊。然而，創新成功與否，最終是要看是否贏得市場或社會的認可，進而生成更大的持續的財富創造效應。例如，當年，IBM創造性模仿蘋果公司的個人電腦業務，后來居上奪走了蘋果公司個人電腦領域的主導地位；日本索尼前瞻性收購了美國人的晶體管制造權，替代電子管制造新型收音機，一舉占據了全球收音機市場。事實上，任何創新均是實驗性、探索性和循序漸進的，只有前進一步才能看清下一步要走向何方，模仿式創新、引進迭代創新等創新方式與顛覆式創新一樣值得我們鼓掌和喝彩。誤解三：創業就是創立新的企業或組織。創業是把創新付諸實踐的一種活動，當前國家“大眾創業”的號召絕不是要求人人都去創設新的企業或組織，而是鼓勵大家把創新與創業精神轉化為企業或組織相對固定、持續不斷的日常工作。在當今信息經濟時代，市場競爭瞬息萬變，各類資本充沛活躍，一個企業或組織的生存發展必須依靠創新和創業精神，不論是微軟、谷歌、蘋果等國際創新型企業，還是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國內創新型企業，均構建了開放創新的生態系統，支持員工和社會的協同創新與創業。誤解四：創新創業需要政府規劃的強力引導。創新機遇往往是偶然發現的，不是在“暴風驟雨”中閃耀顯現，而是在“徐徐微風”中悄然登場。正是由于創新的這個特征，政府規劃者獲得的創新信息往往是滯后或失真的，如果強行規劃引導創新與創業發展，要么屬于滯后引導，人為制造產能過剩，例如我國之前光伏產業前車之鑒；要么造成南轅北轍，形成嚴重的資源浪費，例如我國TD-SCDMA技術引導失誤；要么就是好高騖遠，人造“空中樓閣”上的假象繁榮，例如我國行政主導的龍芯計劃。
圖3 國內外知名創新型企業組織架構
從理論論述、案例分析和自身歷程不同維度的分析均可表明，我國當下支持創新創業發展，無疑是走出經濟下行困局的一劑良藥。建議政府也要秉持創新創業的精神，創新政策供給，助力創業經濟大發展，加快推動我國經濟跨越康波周期下行階段。
一是創新供給研發政策。拋棄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所謂產業發展導向的前提條件，賦予所有產業共同的研發政策。二是創新供給競爭政策。立足政府公共服務提供者角色，構建全國一體的社會誠信體系，維護市場競爭的良好秩序，切實加大對失信和侵權行為的懲處力度，使有發展前景、有競爭實力的創新型企業能夠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利用經濟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發揮價格杠桿和持有成本調節作用，促使落后產能淘汰或轉移，防范惡意炒作土地、信貸等資源。三是創新供給創業政策。探索鼓勵企業“將資金從昨天的企業轉用到開創明天的事業的稅收制度”，例如對企業處置落后產能獲得收益用于新增業務投入的部分免于征稅，以及免征新企業或企業新創設業務初期一定期限內的所得稅收，促進資本加速積累。繼續深入開展簡政放權，降低政府各類創新創業規章制度對企業市場經營的無謂干擾。四是創新供給社會政策。淡化戶籍制度，強化公共服務，加快建設具有穩定預期、公平透明的社會保障體系，消除創新創業者后顧之憂。構建繼續學習和再學習的教育體系，滿足創業型社會每個人不斷的學習和再學習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