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宏：金融業發展形勢分析，以及對深圳金融業發展的建議

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金融業沖擊風險不容忽視。

2020年全球為抗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普遍實施了相對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特別是美國等發達國家采取無限量化寬松政策，雖然寬松的環境使全球資本市場在當年年初受到疫情沖擊暴跌后，很快在大幅震蕩中實現恢復，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韓國綜合指數等甚至創出了歷史新高。然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使全球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結構性問題和周期性因素更加交織疊加，主要發達經濟體復蘇前景并不容樂觀，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宏觀杠桿率仍處于高位、通貨膨脹預期開始升溫等問題也疊加浮現，這些問題在金融體系中的傳導和反映，必將使金融領域面臨一些經營困難和風險防范的壓力。預計2021年我國宏觀政策將保持相對穩定，特別是貨幣政策不會急轉彎，但金融監管仍將持續趨嚴，保持對債券違約、房地產金融等業務的從嚴整頓。

“穩健”“積極”將為國內一段時間金融發展主旋律。

在2020年底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第四章節“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中沒有出現任何“金融”字眼的表述；在第六章節“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較大篇幅安排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制度建設、金融監管和風險防范等相關內容。這突顯了在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的國際大環境下,我國對金融業無序擴張和自我膨脹是非常警惕的，謹防各地過度金融化和社會投機炒作而吞噬發展紅利、干擾復蘇節奏。國內金融機構需要保持足夠的資本金和流動性，以更加積極穩健經營，加快從規模鋪攤子轉向專業上臺階，強化發展韌性，對沖疫情沖擊，控制和化解風險。

各類金融資源更加趨向于高質量發展的優勢區域集中。

金融業具有高度集聚的特征，可以承受相對較高的租金、工資以及生活成本，但對金融資訊、人才和配套業態環境等因素卻更為敏感，特別是經濟增速放緩、金融展業困難的當下階段，一些地方市場力量發展相對滯后，政府干預信貸和發債等金融服務現象多發，當地金融業務萎縮、績效下滑、風險暴露等系列問題將率先爆發，金融機構、金融人才等金融資源更加趨向于向市場化程度高、發展質量好的優勢區域集中，資本市場也對這些優勢區域的上市銀行、上市券商等金融機構給予了相對更高的估值、更多的資金，金融行業有望掀起新一輪并購重組的浪潮，行政力量推動的國內金融中心建設，將開始越來越多地體現為資源配置的市場決定作用。

從0到1創新需有創造性破壞精神的大量中小微主體。

中美貿易摩擦已使人們認識到不僅要模仿創新，還要源頭創新。但從0到1的創新，不同與模仿創新已有前行者明確了創新方向、路線甚至是市場，創新成本和風險巨大。19世紀末關于直流電和交流電技術路線就引起了大科學家愛迪生和特斯拉的激烈爭論，時間最終證明愛迪生支持的直流電技術方案敗北，而特斯拉支持的交流電技術至今已主導世界一個多世紀。聰明者如愛迪生都不能準確預測技術發展，成熟企業更是難以完全拋開大量舊技術投資的巨大沉沒成本，而全方位擁抱新科技和新模式。源頭創新發展階段必然更加需要大量具有顛覆式創新精神的中小微主體崛起，更加需要金融創新支持千千萬萬的創新主體更加高效創新試錯。

發展直接融資和提升上市公司質量成為國內發展重點。

近年來上交所科創板開板，深交所創業板試點注冊制，國家相關重大規劃和改革發展任務均在反復強調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國直接融資比重達到30.8%，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直接融資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其中，在注冊制有望全板塊推行、中長期資金來源有望拓展擴容的大勢之下，地方政府和社會輿論將會完成從關注上市公司數量到注重上市公司質量的轉變，企業長期可持續經營、資本價值投資的氛圍正在發酵，更大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國內資本市場必將培育和成長出一批偉大的上市公司。

保持建設金融創新中心的戰略定力。

深圳沒有北京接近金融決策中樞的優勢，沒有上海承接全國金融市場的優勢，也沒有香港自貿港相關政策的優勢，建設金融中心唯有金融創新才能匹配城市特征，才能吸引金融資源，才會成為金融業發展的力量之源。然而，既然是金融創新，就不可避免地會有提前想不到風險和成本損失，但不能因為有風險有損失，就倒退到追求絕對安全而不要創新，例如加碼行業準入的限制，扶大扶強但不扶小的政策等等。深圳金融中心建設必須要持續強化金融創新的核心功能，在金融治理和金融制度方面敢于先行突破和示范引領，堅持中性競爭政策，支持更多主體按照監管規則有序參與，以市場化方式分擔金融創新的成本和風險。

以金融科技賦能普惠、綠色、可持續金融發展。

金融科技（Fintech）的核心要義就是利用科技重塑的金融活動[1]。以小微信貸為例，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金融科技，極大提高了長尾端的征信水平，降低了展業成本，使全國涌現了微眾銀行、網商銀行、新網銀行等有競爭力一批民營金融機構，使普惠金融真正從政策性走向市場化。未來深圳要堅持從金融科技的核心要義出發，在給予一定業務補貼政策的基礎上，更多的是要鼓勵以科技手段改善規制方式、構架交易結構、改變業務模式，釋放出強大的市場自發力量，進而實現普惠、綠色、可持續金融高質量發展 。

[1] 2016年3月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FSB）首次發布的金融科技專題報告，把金融科技定義為，技術帶來的金融創新，可創造新的業務模式、應用、流程或產品，從而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或金融服務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支持金融機構、金融資本輻射服務全國全球。

深圳要建成全球金融創新中心、全球創新資本形成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球可持續金融中心，金融服務必須具有跨區域、全球性的強大聯結度，沒有強聯結實際就難以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金融中心。深圳未來需要把政策思路從“引進來”為主調整到“引進來”和“走出去”并舉，給予金融機構全球全國的并購重組或設點布局的政策支持、取消股權投資引導要求在本地投資的限制條款等，支持本地金融機構擴大經營規模和提升質量效益，培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現代銀行、投行、保險公司和金控公司等品牌機構。

以提高深圳上市公司質量引領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截止2020年底，深圳國內外上市公司數量已超過400家，作為企業的優秀群體代表，已成為特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靚麗名片。深圳金融業高質量發展必須把握好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導向，不僅要服務好當下這群優秀群體，更重要的是繼續推動深圳上市公司板塊擴容增效，繼續支持深圳上市公司群體的做強做大。對上市公司相關政策應率先啟動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培育符合時代要求的偉大上市公司，包括積極探索制度規范，優化民營企業平穩發展基金機制，制定紓困上市公司的投資退出機制，保障市場優勝劣汰功能的有效發揮；培育社會共識，引導投資行為，明確向上市公司傳遞高質量發展的政策信號，不僅要經濟效益提高，而且要社會價值創造，等等。